采访对象：郑国雄 对外汉语教学专家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以下简称郑)

　　专栏主持：金辉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金)

　　郑国雄1937年7月22日出生在温州乘凉桥一个贫苦家庭。读过好几所小学，有大高桥小学、水木石小学(现建设小学)，最后从八小毕业考上温州中学初中部。1959年从温州中学高中毕业，考取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黄浦区一所中学任教，“文革”后期又先后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进修法语，后任教于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郑国雄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已有30多年，是我国专门培养的第一批汉语出国师资，曾三次由国家教委派往法国任教，时间达6年。曾在国内外当家刊物发表论文多篇。编写出版的书目有《半年学会中国话》(汉英本中国版)、《半年学会中国话》(汉日本日本版)、《汉语入门四十课》(汉英本中国版)、《汉语入门》上下卷(汉日本日本版)、《山本夫妇游中国》(汉日日本版)、《序列短文阅读》(汉英本、汉法本中国版 合作)、《汉语口语教程》高级本(汉英本中国版 合作)、《基础口语》、《日常口语》、《旅游口语》、《话题口语》(汉英本中国版 合作)、《新概念汉语》初级本、中级本、高级本(汉英本中国版 合作)等十三种。其中《汉语入门四十课》是全国第一本大开本教材，在1988~1992年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优秀奖评选中获得优秀教材三等奖。退休前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过去，在很多没来过中国的“老外”眼中，中国文化只有两样东西让他们记住，一是“国粹”京剧，二是中国功夫。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人似乎还刚刚剪掉辫子，过着像《卧虎藏龙》那样在枝头飞来飞去的生活。在他们看来，中文是世界上最难识的文字，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老外”对中国不仅刮目相看，而且是千方百计地进入中国，不是办投资办企业，也是旅游观光。为此，会写中文，能说汉语成了许多“老外”要学会的新技能，于是对外汉语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据称，目前全世界有85个国家2100多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日本有百万人在学习汉语。美国有700多所大学将汉语作为公共课，300多所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有人预测，到2010年国外将有一亿人学习汉语。对外汉语似乎热乎了世界各个角落。

　　在这对外汉语热中有一位温州人成了其中的佼佼者，他的名字叫郑国雄。

　　郑国雄的家在复旦大学的教师宿舍。房子虽然不是很大，但收拾得很整洁。从房间的“整洁度”看出，他是位很认真很细心的男人。他说话底气颇足，声音宏亮，说到兴奋处，还用手比划着，甚至手舞足蹈起来，确实是性情中人。

　　第一批汉语出国师资

　　金：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中国越来越被世界所关注，你从事的对外汉语教学，也日益成了热门的学科。听说曾以推广“疯狂英语”而广为人知的李阳，也步入你们的行列，开始了他的“卓越汉语”的推广之路。他说：“我要把英语推广放一放，改向全世界推广汉语。”

　　听说你是我国第一批持有《对外汉语出国师资证书》的师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郑：我国的对外汉语始于上世纪50年代，但那只是对社会主义国家。1972年联合国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地位，一些国家开始邀请中国汉语专家去传授汉语知识。翌年，国家有关部门着手抽调、培训有关专业人员。我是1959年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黄浦区东昌中学的。当时黄浦区分配到2个培训名额，要求是成分好，教学好，中文好的教师。这三条我都符合。那时正值“文革”之中，特别强调家庭成分。我被选上了。1973年先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一年后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学习两年之后，我作为储备师资储备在了复旦大学，并在复旦教留学生。1977年，受国家教委委派，我到法国开始了对外汉语的传授。当时中国派到国外的汉语老师确实是不多的，可谓凤毛麟角，也很吃香。

　　金：你是学中文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学其实是一门交叉学科，既要有中文的功底，又要有外语的技能，这对于你来说也是一项新的挑战。你在家乡时就喜欢文科吗？家乡的山水与你对文科的喜欢有关系吗？

　　郑： 我在前面说到，“文革”中因我的家庭成分好才被选派出国的，可见我是贫苦出身。当我六岁时父亲去世，当时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是母亲将我们兄弟姐妹带大的。我在学校的读书成绩一向不错，每年有助学金。1951年我从八小毕业，是八小那年唯一考上温州中学的考生。在初高中阶段，我各科成绩都很优秀，但我特别喜欢语文，记得研究民间文学的陈玮君老师和林书立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高一时，我的作文参加每年一度的全校比赛，还得过第一名。好像第二年的第一名是后来当作家的戈悟觉。

　　的确，是家乡的山水引发了我对语文的喜欢。我钟情山水，经常步行到仙岩游览，然后写游记。还有家乡的戏曲、民俗也熏陶了我。家乡的山水是位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