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齐、鲁文化”到“齐鲁丈化”
我们习惯上所说的“齐鲁文化”，在先秦时期是应称作“齐、鲁文化”的。也就是说，它是由当时差异较大的“齐文化”和“鲁文化”两部分组成。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来看，齐、鲁两地的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就各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策略。
姜太公封齐之后，既以武力的强硬征服了齐国东部莱夷等部族的反抗，又以文化上的宽容容纳了东夷土著文化，这种宽容突出表现为“因其俗，简其礼”的建国之策。他对齐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经济路线是推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以农工商并重富民强国；其政治用人路线是“尊贤尚功”，“礼贤下士”，使一大批出身寒微的政治家走上齐国的政治舞台，并形成为齐国的一种用人传统。如太公之后的管仲和晏婴，都不是贵族出身，却成为威振华夏的治国贤相。总之，姜太公作为齐国800年事业的奠基人，也是齐文化的奠基人。他对待土著文化是因地制宜的，他的经济政策是兼容和务实的，他的政治路线是宽容而尚贤的。这为齐文化奠定了兼容性和务实性的基础。
齐桓公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既继承了姜太公的治齐路线，又有新的发展。他对内强国民，对外“尊王攘夷”，成就了自己称霸40余年的赫赫功业。他在管仲的辅佐下，为齐国创造了长时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这为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他的“尊王攘夷”策略的政治、军事实践，保护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免遭夷狄武力的破坏。他“九合诸侯”。以频繁的会盟方式促进了各地域文化的交流，同时也增强了齐文化的包容性。太公治齐，对东夷土著文化施行了容纳和顺应的政策。到了齐桓公、管仲统治时期，则对东夷文化采取了改造和革新的方针。同时，本着“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的原则，初步吸收了周文化(也包含鲁文化)的治国精华，将齐文化改造成为脱离了东夷文化窠臼而独具特色的、更富于开放性和自身活力的区域文化类型。因此，以桓公称霸为标志，齐文化开始走向成熟。
晏婴(山东高密人)相齐时期，齐文化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晏婴调整了早期齐文化相对重视物质和军事而相对忽视精神文化建设的倾向。他提出“以礼治国”。在以记载晏婴言行为主的《晏子春秋》一书中，“礼”字出现了40多次。他对“礼”做了这样的解释:“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26年》)。晏婴又是春秋后期最积极地倡导和实践民本思想的政治家。他吸收了周鲁文化中的重民思想，继承了管仲的“民为邦本”的思想，并加以深化和具体化:在理论上他对民、君、国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更系统的阐释，在实践中他提出了一系列保民、爱民的措施和主张。晏婴的思想对稷下学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于齐国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齐国稷下学宫的出现，不仅仅是齐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且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标志。它促进了当时中国的民主意识，推动了当时政治的昌明，提高了当时中国文人的独立意识。稷下学宫最大的功绩，是在它的带动下，形成了战国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它为多种学术思想提供了讲学著述场所和论辩之地。许多全新的学术思想在这里诞生，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文化形态在这里交流、融合。那是一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百家争鸣，那是孕育了开放型文化形态的精神圣殿。它不仅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而且为中国政治和中国教育的发展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另外，稷下的黄老之学，阴阳五行与齐地神仙方士之学相结合，构成了中国道教的主要思想来源。
从太公封齐到秦国灭齐，在长达800年的历史过程中，齐文化发展成为以务实精神、变革精神和开放精神为特征的区域文化。它对以后的“齐鲁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伯禽治鲁后形成的鲁文化是周公旦在周初所制定的一整套礼乐文化与鲁地固有东夷文化的融合。尊礼，是宗周文化的最大特色。“殷人尊神”，“周人尊礼”，一直被后人看作商、周文化的根本区别。自从“周公居摄政6年，制礼作乐”以后，周礼渗透到宗周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内化为周人的行为准则。伯禽治鲁，自然地把周礼带到他的统治辖区。
朱熹《集传》中说:“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故赐伯禽以天子礼乐，鲁于是有颂，以为庙乐。其后又自作诗以美其君，亦谓之颂。”这也就是说，鲁国自打分封之日起，就享有与周王室一样的西周最高的礼乐制度。周公旦是周朝典章制度的设计者和推行者。伯禽治鲁，是按照周公旦“尊尊而亲亲”的既定方针，采取“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的方略，从根本上变革当地的东夷俗礼，使鲁国变成了宗周文化在东方的据点，成了宗周文化东方化了的“礼仪之邦”。鲁国农业、手工业的相对发达和商业的相对落后，使得鲁人安土重迁而较易于接受“礼”的教化。西周衰落之后，中原各国呈礼崩乐坏之势，受周代礼乐文化熏陶最深的鲁国便以周文化的正宗自居，事实上鲁国也的确成了宗周礼乐文化的集中所在。故有“周礼尽在鲁矣”之说。周礼的权威性，加之邹鲁一带原本是古老的文化中心，具有历史悠久、典籍丰厚的环境条件，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必然在这块土壤上滋生和发展起来。儒之被重视，体现了诗书礼乐之被重视。儒最先在鲁国产生，说明这里已成为礼乐文化最肥沃的土壤。
孔子(山东曲阜人)作为古代中国伟人，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学，其划时代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教育制度的根本变革，我们认为，这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大事件:实现了高雅文化从官府向民间的转移。
在孔子私人讲学之前，西周的学校与官府是合二为一的。学校既是从事教育的地方，同时又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学校平时用以学六艺、习礼乐，举行各种庆典；战时则举行宣誓、献俘等仪式。学校的教师同时又是国家官员，师生关系表现为官府式的上下级关系。教育的内容由官府制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为贵族政治培养统治人才。这种官学体制是西周等级森严的贵族政治的产物。后来，周天子式微，诸侯争衡，随着权力秩序的被破坏，这种权力秩序的精神支柱“礼”和“乐”也被破坏，官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春秋私学应运而生，而就当时私学出现的数量和影响论，首推山东。
所谓私学，当然是相对于官学而言。春秋时期的私学作为新兴的教育形式，与国家行政机构彻底“脱钩”，使中国的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育的对象由贵族子弟转向全社会，如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传统。教育的内容由“先圣礼乐”、“君臣之礼”转向社会所需。培养的人才不拘一格、多向发展。尽管社会上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状，但人们对高雅文化的追求并没有变。沦落到社会下层的贵族阶级以自己占有礼乐文化而蔑视出身于社会下层的新贵，而新贵们自感需要高雅文化武装自己。这为私学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教育的民间化带来了学术思想的民间化，这为独立的知识阶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私学由于摆脱了官方的控制，不再视官爵为最重要，而以道理为最重要。如《吕氏春秋·劝学》中所说:“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对“道”的争辩，必然就会产生见仁见智的学术派别。在孔子直接影响下，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学术派别——儒家。
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首先是产生于鲁国的区域文化。它是经过孔子等人改造了的周文化与鲁地土著文化结合的产物。可以说，没有邹鲁一带的高雅文化土壤，宗周礼乐文化就不会在鲁地扎根。没有鲁地高雅文化人(孔子等)的改造，宗周礼乐文化就不会在“礼崩乐坏”的时代继续流传。没有周文化对鲁地土著文化的改造，鲁文化也不会发展成为能代表当时最高文化水准的高雅的区域文化。当鲁文化成为高品位区域文化类型时，就必然会对外土发生影响。而最先获得这种影响的，是齐文化。
齐国和鲁国之间地理相连，既无连绵群山之阻，又无浩荡江河之隔，且又有共同的东夷文化之源，因而，两地间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过。
孔子赴齐国，使儒家思想对齐国产生了最初的渗透。孟子两次赴齐国，前后生活长达30年，被齐王授予上卿之位。孟子在稷下长期讲学，对于推动鲁文化向齐文化的渗透，起到了远比孔子更深更广的作用。齐文化因其学术民主、广开言路、兼容并包的泱泱大国风度，故而不排斥周鲁文化的影响。
齐为周朝封国，在周初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周文化对齐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西周衰落以后，诚如古人所说“周礼尽在鲁矣”，所以晏婴相齐的“以礼治国”，既是宗周文化向齐文化的进一步渗透，同时也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的相互融合。其民本思想的来源，主要是周鲁文化中的重民思想。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中国多种思想文化的碰撞交汇，但在山东地区则主要是促进了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合流。
齐国的日渐强大，越发显示出它在政治经济上高于鲁国的优势。齐文化中最先引起鲁人浓厚兴趣的是齐国音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季札赞《齐》乐:“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左传·襄公29年》)。管仲是春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成就了齐桓公的赫赫霸业，而且在思想上影响了孔子等当时的许多文化巨子。孔子吸收了他“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富民强国的政治主张，进而把它提升到“仁学”思想的高度。孟子在齐国，既向齐国传播鲁国的儒家文化，同时也在接受齐文化。然而孟子既为儒家“亚圣”，又是最著名的稷下学者之一。他为齐、鲁文化的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齐文化与鲁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对立的因素。这些对立因素使得齐文化和鲁文化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在政治方面，齐文化尚霸道，鲁文化尚仁道；在经济方面，齐文化讲求农、工、渔、商共同发展，鲁文化讲求以农为本而抑商；在法律方面，齐文化重“刑政”，鲁文化重“德政”；在外交方面，齐文化主张力兴霸业、一匡天下，鲁文化主张弘扬王道、平治天下。齐地文化与鲁地文化之间的这些互补性因素，使得整合后的“齐鲁文化”具有极强的张力。两地文化各自不同的优势在合流后的“齐鲁文化”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总地来看，齐文化以它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征服了鲁文化，而鲁文化以它在思想、道德上的优势更多地征服了齐文化。（魏建 贾振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