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宗乡青总会计划领养国中华文学会，包括资助它们举办活动，此举深得副教育部长魏家祥的赞许，他同时说华社似乎有点忽略了国中华文班和华文学会，惟它们是华小师资的主要来源地，忽略不得。对此，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日前发表评论指出，发展华文教育政府有责。原文摘录如下：

　　其实，华社并不是有意忽略国中华文班或华文学会，而是爱莫能助，首先就是那些不开设华文班和不准设立华文学会的国中，这些可根本不由华社置喙，大权全在校长一人手中，华社要关心也关心不来。 

　　其次是有八百多所国中开设华文班，或设立华文学会，华社确实应该关心它们，但关心总不能在口头上说关心，而是应该资助它们办活动去推展学习华文。 

　　然而，华社可能给太多的劝捐弄得“筋疲力尽”，单单华小和华文独中的捐款就已叫华社穷于应付，再加上神庙、慈善机关、施赠贫老、协助孤儿寡妇等等，几乎尽都是华社的事，这些数之不尽的公益捐款实在令华社疲于奔命，于是对国中生学习华文事真的力不从心，惟有希望政府尽责推动学习华文。 

　　因此，大马宗乡青总会毅然排众而出，主动对国中华文学会伸出援手，真是件大好事，也可说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为什么这样说呢？可不是吗，在关系到华人母语教育事上，凡政府不出钱的时候，华社就不得不出钱，虽然明明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但政府袖手旁观时，华人就须出来交第二所得税，这就是不是办法中的办法。比如前面提到的华小和独中，后者早已铁定由华社一力扛起此重担，但属于政府学校的华文小学最终又是须由华社来挑起“找钱发展”的重担，到底是谁造成这种不合理的责任转移？ 

　　1960年代初，当时的联盟政府决定腰斩华文中学时，曾向华社许下承诺把华小列为政府学校，享有与国小同等地位，由政府全资办理。但进入70年代后，政府不再继承联盟的承诺，刚好此时的华小，尤其是乡区、新村华小进入“老年期”，急须维修或重建，政府却不拨款，于是华社不得不“见义勇为”出来筹款，但见义卖、义演、义跑等等在全国风起云涌，都在为华小筹款，政府冷眼旁观，心中似乎了然原来华小的“钱事”不必让它操心，坚守不出钱的原则，华社必会自己去“搞掂”，此所以不论哪一年，也不论哪一个5年计划，华小只分得区区三几个百分点拨款之来由也，只因为政府非常清楚知道华社一定会自己设法找钱来解决。 

　　到了80年代，一位曾荣任马华署理总会长的领袖大义凛然地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果然，华社对为华小筹款陷于乐此不疲境界，几乎忘了转向政府要钱，发展华小的责任逐转移到华社身上，在责任认知方面，华社确落后于马来同胞好远，我们乐于拿出不是办法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是以，希望副教长魏家祥在称赞宗乡青总会之后，更着重于督促马华向政府拿钱来发展华小和华文之学习。因此，由马华而至整个华社也须重新认知，华社应继续缴交第二所得税抑或严加督促政府尽应尽的责任？时移势易矣，为何还不懂得督促政府尽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