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文艺形成的语言风格，是把握艺术规律的重要方面。相声被称为“语言的艺术”，语言风格的研究，更有直接、特殊的意义。下面试从相声语言的风格、地方风格、时代风格、情采风格等几个方面，概括地进行一次剖析。

　　风格

　　风格主要体现在相声对的吸收和继承，以及对语言特点的运用和发挥等方面。我国历史悠久，文艺遗产丰富，无论是作家文学还是民间文艺，都发挥了我国语言的长处，创造了各种各样生动的形式。诗词歌赋被称为文学的正统，它们当然要被吸收到相声里来，成为重要的艺术手段。对于“诗”，一般采取它的变体，即使其通俗化又赋予幽默性。“三句半”便是其中的一种。这是由宋代张山人“十七字诗”发展而来的滑稽诗体。它保持了一般诗歌的概括性、抒情性和音乐性；但往往又在协调中增加不协调的成分，增加了趣味性。从内容上来讲，它是亦庄亦谐的结合，前三句多是庄重的内容，后一句多是风趣的调侃；从形式上讲，它是整齐与错落的统一，前三句每句三顿，后一句跌落而为一顿；这样就在节奏的起伏中增添了滑稽的语态。相声《打油诗》中描写弟兄四人赴京赶考，即景生情，四人联诗；前面即采取“三句半”的形式，老四是一个似愚实慧的角色。如：“出门上雕鞍，上马手接鞭，此去谁得中，咱！”

　　语言文字游戏，古称“语戏”，其历史源远流长，一直到现在仍在流行着。在相声里，它几乎成为单独存在的一种类型。其品种繁多，有以分析字形为主的，如“拆字”、“离合”等，有以谐音为主的，如“反切”、“谐音”等；有以缩字为主的，如“藏头”、“缩脚”等。而形式最多的是灯谜、酒令、首尾蝉联、绕口令以及将人名、地名、药名、戏名一气呵成、连缀贯通的“贯口活”等。它们本身就是利用语言、文字而产生谐趣效果的，相声，而又给以夸张地发挥。相声《打灯谜》有各种各样流派的表演方法，它们往往把语言趣味和形体表演结合起来，把“正打”的趣味性和“歪打”的滑稽性交织在了一起。比如，双手向两侧平伸，可以打一“十字”，也可打一“干”字；头上顶一折扇，又可打一“平”字(把耳朵也算在内)等等，共“正打”“歪打”，变化无穷。又如《歪讲百家姓》一段，从“赵钱孙李”开始，依次蝉联不断，首尾相衔，绕了很大一个才回到“周吴郑王”上来。而绕口令则利用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相同和近似，串连成声韵和谐的语言节奏，简直堪称是学习汉语的一个途径。如：“出正门往正南，有个面铺面向南，面铺挂着蓝布棉门帘，摘了蓝布棉门帘，面铺还是面向南。”那伶巧的语言机辩，本身就悦耳动听，加上与另一个语拙口吃的演员相配，就越发显得智愚相映，使人发笑了。而《对春联》一类的作品，常常在工整的语言形式下，藏以不伦不类、荒唐滑稽的内容，它们又多半出词新颖、机智，风趣横生。如“墨童研墨墨抹墨童一目墨，梅香添煤煤爆梅香两眉煤”是一种“绕口令”式的对联，其语言和色彩相映成趣。至于地名、人名的连缀，早在宋元时期就有“说百药”、“说百草”的节目，现在则成为相声的“贯口话”。它们并不执意追求滑稽可笑的包袱，而只示以轻快流利的节奏，有如高山流水、珠落玉盘，快而不乱，紧而不迫，充分显示出汉语的对偶、排比、铺张、复叠、错综等手法的特点。要造成一种语言动态美，又往往需要与色彩美结合起来，形成一幅绚丽多姿的画面。如《菜单子》把丰富的烹调技艺报告给人们，在铿锵的抑扬顿挫里展现出色、味、形；如《地理图》把地理名称介绍给人们，在语势的夸张里显示着祖国的幅员辽阔。解放以后，又有连缀影名、戏名的“贯口”，更是把知识性和趣味性融为一体。

　　体现着语言的特点，而相声又予以创造性地发挥，使它成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地方风格

　　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北京语音和词汇的特点，形成了相声语言的地方风格。早在宋代的汴京，就有艺人嘲笑当时的“山东”、“河北”人乡音，“以资笑端”的节目。相声成熟于清末民初，北京即是国都所在，相声里有不少“怯口”作品，专门奚落乡下农民。不仅奚落他们的仪态，同时也奚落他们的语调。其实，语言只是交际的工具，并无高低贱之分。“怯口”专门摹拟方言乡音，日久天长，被摹拟的山东、山东和部分河北话就染上一层可笑的色彩，成为一种描绘憨直的乡下人的语言方式。其中含蕴的揶揄奚落的感情色彩，当然是一种地方主义的表现。但它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某些推广北京话的作用。故而这一节目一直保持到今天。但是已注意到剔除侮辱、讪笑农民的部分。解放后，汉语实行规划化，北京话成为标准语音，相声也就成了推广普通话的一种有力工具。一批改编和创作的相声作品，如《戏剧与方言》、《普通话与方言》、《杂谈地方戏》、《学粤语》等，它们主要从语音入手，以方音与正音所形成的种种误会、巧合、谐音曲解等制造笑料，起到了其它艺术形式所不能起到的宣传推广普通话的作用。

　　北京音韵单纯易记，不似方音或古韵纷繁复杂。于是，一些北方民间说唱就把它的韵母分成十三大类，称为“十三辙”。由于它合辙押韵、音调和谐、韵脚重复，就容易产生悦耳顺口、便于记忆的效果。相声常常利用它抒情、状物的特点，尤其是学唱戏曲的作品，往往在押韵处制造包袱。如《关公战秦琼》里“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不管饭！”就是一个例证。《数来宝》也是利用流利、押韵的唱词的音乐感，来表现北京语音的音韵美：“打竹板，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也有幌子和招牌，离离拉拉挂起来。”这里的合辙押韵，比一般诗歌更为广泛、自由、轻巧、活泼。北京的音调清脆起伏，平仄易辩，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不象有的方言那样的调繁多而又有入声，因此，它很富有节奏感，由于声韵的影响，北京音更有它俏皮、轻快的儿化韵，它能极其生动地表现出一种感情色彩。如《婚姻与迷信》即从中挖掘出许多包袱来：“要形容妇女呢？”“满带个小字儿：小丫头儿、小妞儿、小女孩儿、小姑娘儿，好容易盼着结婚了……”“就好了。”——“小媳妇儿！”另外，如《反正话》等也是由于儿化韵而形成的笑料。